Exceeder

　　不断调整企业的经营结构，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，是松下创业征途中特别注意的方面。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。
　　一九五一年九月，日本的民营电台广播开始启动，收音机需要量大增。为了使产品更加普及，松下决定建立新的分期付款销售网。
　　这一年十月，与全国各地代理店共同出资，设立“国际牌收音机分期付款销售公司。
　　这一变革果然奏效，松下的收音机产品销售迅速增长，新的销售制度逐渐扩大，松下电器的市场地位更加巩固。
　　松下看到，那时自行车代理店的利润微薄，即使是一流产品，也只有百分之四到五的盈余，而电器界却高达百分之十，相差悬殊。自行车业界不太稳定，倒闭的公司不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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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集合众智，无往不利”，这是松下幸之助先生穷七十余年功
力而悟出的至理名言。的确，在一个企业中，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人
才，利用作者:人才
。一个人的才干再高，也是有限的，且往往是长于某
一方面的偏才。而将众才为我所用，将许多偏才融合为一体，就能
组成无所不能的全才，发挥出无限巨大的力量。松下幸之助先生就
正是将用人之道发挥到妙于毫巅的高超艺术家。

　　松下的使命不仅限于日本国内，而且也要促进世界物质市场的繁荣；不仅要把幸福带给日本人，也要造福于人类。
　　于是，松下决定迈向世界。
　　不过，松下认为，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。他的目标是“利用日本民族的优异性，去从事世界性的经济活动”。这就不仅要把产品推向世界，而且还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（也包括输出）来，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，增加产品的种类，在国外设工厂，和国外的厂商合作，借鉴国外合理、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等等。
　　虽然有这些想法，但具体如何着手、推动，松下的心里并没有底。朝鲜战争爆发以后，日美关系发生微妙变化，互相依赖与合作加强。
　　对于美国经济的繁荣和企业界的兴盛，松下早耳闻目睹。在日本，美国注资或技术指导、经营的公司就有不少，这些公司的产品往往非日本自产品所能比拟，其管理经验和技术工艺也颇让人神往。有鉴于此，松下拟赴美国考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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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５０年６月，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军为就近补充军需，大量向日本工商界订购货品。
　　一时间，大批订单雪片般飞来，使日本产业界高兴万分。据统计，朝鲜战争之前，日本全国工厂的存货总额达１０００亿至１５００亿，及至朝鲜战争爆发，这些存货很快就一销而空。
　　全国形势如此，松下电器当然也是如此。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，松下电器每月的销售额只有几千万元，６月以后，销售额直线上长，利润猛增。当年，松下电器股份在战后首次分红配息。
　　在１９５０年的六个月中，松下电器接到的军需品订单有干电池、蓄电池、通信机械、电灯泡等，总额将近４亿元。其后，这种良好的形势一直持续。到朝鲜战争结束，美军订货减少的时候，日本经济早已走过了复苏期，进入正常的繁荣阶段。而处处先人一步的松下电器更是收益更丰，获得了长足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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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首先是效率与薪资的关系。
　　一般的企业经营或其他行业，薪资和效率的顺序总是先效率后薪资，只有在高效产出的基础上，才能提高薪资。松下反其道而行之，主要是针对战后日本的客观状况。当时，百废待兴，民生凋敝，许多人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工作效率当然十分低下。为改变这种局面，松下断然决定先谋求解决员工的生活问题，使他们不虞温饱，从而积极地投入生产，提高效率，摆脱恶性经环。从主观上来说，松下并不认为这种顺序悖理，反倒觉得薪资和效率二者的关系本应如此。他也意识到这种先高薪资以换取高效率的做法可能冒险，就是说高薪资未必能换来高效率。
　　松下认为，如果出现了高薪低效的情况，那就是管理或人的思想出现了问题，而不是这种方式的毛病。而松下公司在管理和人员素质上有着别人所不能比及的优长之处，所以，松下敢于作出这样的选择。以后的结果表明，高薪资、高效率颇为成功。
　　在制定高薪资到高效率制度的同时，松下还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福利待遇方面的规定，其中最主要的有：废止职员、工员的区别制。此前松下电器的员工有职员和工员两种，职员是主管干部和业务人员，工员则是一线的工人，二者名义上有区别，待遇上也有区别，而且工员又分数等，进厂者要从见习工人到三等工人、二等工人、一等工人，如此攀升上去。这种区别，封建的意味十分浓厚，和现代民主化制度颇不吻合，故予废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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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全面失败而告终。战败后的第二天，即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，在别人还沉浸在战败的哀痛中不能自拔的时候，松下却以新的姿态出现了。他比平日更早上班，到厂即立刻发布命令：
　　“战争是打败了，但日本需要从现在开始立刻重建，公司也要迅速迈开战后发展的第一步。
　　我希望大家迅速整理工厂，务必尽快拿出产品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！”松下的行事风格，向来都雷厉风行，立竿见影。在向干部布置任务以后，经过两三天的商讨和研究，８月２０日，公司重建计划就向全体员工发表了：“目前，我们面临本世纪最为剧烈的变革时期，我松下电器公司务须迅速恢复和平生产，勇敢地迈出重建日本的第一步。
　　我认为，松下电器一天也不能处在毫无方针的状态下，这样会使员工不安。我们固然无法预知未来的命运，但不论发生任何变动，物质缺乏的情况一定会发生。为了使２００００员工和６０家企业重新振作起来，松下电器别无他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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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企业的经营不仅是企业家个人的事情，它还与政府的方针政策有关，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。但如果政府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发动侵略战争时，带给企业的生存环境就相当糟糕，企业若想继续发展下去，就必须认真思考战时的企业经营策略。
　　随着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打响全面侵华的第一枪，诚如松下所言，“日本的产业界迅即抹上了战时的色彩”。
　　从“九•一八”事件以来，受日本政府战时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，日本的民用工业就逐渐受到了压迫，不久，大部分工业制造厂家就直接或间接地转向了军需生产。
　　１９３８年４月，日本政府公布了《国民总动员法》，动员全体国民、尤其是产业界加入战时秩序。
　　这个动员法称：“今逢战争时期，为达国防之目的，冀发挥国家全体之力，拟对人力、物力资源等，加以统制运用。这个动员令，实质上是政府全面统制工商企业以用于战争的“宣言”，从此以后，工商企业主的经营逐渐失去了自由，而被绑到了战争的车轮上。
　　政府根据需要不断安排民品生产企业转向军品的生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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